洋河自内蒙古高原奔涌而来，桑干河从山西大同蜿蜒东进。两河相会，始称永定河。这个交点，就在河北省怀来县夹河村。
作为晋蒙与京津冀之间的“最后一道生态关口”，张家口段既是永定河上游补水的枢纽，也是因水而兴的产业走廊。
从明代烽燧相望的河防要塞，到京张铁路汽笛长鸣的工业动脉，再到冬奥之后冰雪与葡萄共舞的绿色经济带，这段河谷的每一次转身，都与永定河的脉搏同频。
畿辅门户
洋河与桑干河在怀来县境内汇合后始称永定河，向东注入官厅水库，这一“承上启下”的水文格局，早在元代便凸显战略价值。至元三年（1266年），郭守敬主持开凿金口河，引永定河水至大都（今北京），“导浑河（永定河）水以通漕运”。
据《元史・河渠志》记载，当时曾以金口河运输西山木材，支撑大都城建设。同时，洋河沿线设立怀来鸡鸣驿、土木驿等驿站，形成“水陆联运”网络，加强大都（今北京）与上都（今内蒙古）之间的交通往来。
位于张家口怀来县的鸡鸣驿城，始建于元朝。摄/崔家宁
明代进一步强化永定河的军事屏障作用。永乐年间，朝廷将宣府镇（今宣化）设为九边重镇之一，并开始依托洋河逐步构建“河防+城墙”防御体系，以洋河为天然屏障，自西洋河至张家口沿洋河修建“边墙”与烽燧，形成“五里一墩、十里一台”的防御网络。土木堡之变后，明王朝对宣府镇一带进行有针对性的“堵漏”工程，在洋河沿岸增筑城堡，并增设了火器，进一步加强了洋河一线的军事防御能力。
清代张家口成为中俄贸易的核心枢纽。雍正五年（1727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张库商道（张家口至库伦）兴盛，张家口成为口内口外商品集散地和转运枢纽，洋河沿线的驿站成为行商最重要的补给节点，为驼队、车队提供饮水与草料。
与此同时，晋商依托洋河水资源发展酿酒业，鸡鸣驿村建起烧锅十余座，销往蒙古、俄罗斯。至道光年间，张家口旅蒙商号达280余家，日升昌、蔚泰厚等票号在此设庄，年汇兑银两数十万两，形成辐射草原腹地的金融结算中心，金融业兴起。
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后，张家口段的交通枢纽功能进一步升级。铁路设计师詹天佑在京张铁路部分路段（如鸡鸣驿至张家口段）巧妙利用洋河河谷的平缓地势来降低路线坡度，从而减少了工程难度。同时，铁路建设与运营也利用了洋河水作为施工和蒸汽机车用水的水源之一。铁路的贯通，是张家口近代发展的根本转折点。
铁路通车后，张家口迅速发展为北方最大的皮毛集散地。1915年前后，全国相当比例的皮毛货物经由此地转运，奠定了区域商贸枢纽地位。与此同时，洋河沿岸出现近代工业，宣化龙烟铁矿通过配套修建的宣庞铁路运输煤炭与矿石，并经由京张铁路供应京津地区的钢铁厂。
至1930年代，张家口已有机械、纺织、面粉等工厂百余家，工业产值占察哈尔省总量的近六成。
生态修复
夏日的早上，在桑干河阳原段，河边水草轻曳、鸟儿偶落，一幅“山青、水绿、河畅”的美丽画卷，这里呈现的正是桑干河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的落地成果。
永定河在张家口的流域面积达17662平方公里，串起全市12个县区，承载着近八成的人口与经济总量。正如大部分地区发展所面临的，永定河流域也曾遭遇生态与发展平衡难题，包括桑干河在内的永定河干流及多条支流，一度存在行洪能力不足、生态系统退化、河道径流逐年减少、环境承载力差等问题。
多年治理不辍，力求活水潺潺。据介绍，“十三五”以来，永定河流域内累计退耕还林1.1万亩、退耕还湿1.84万亩，建设阳原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等7个湿地公园，湿地总面积达到2.04万公顷。不断加强河道生态修复，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河道治理170.46公里，建设堤防154.6公里，沿河村庄、农田等重要防洪保护目标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俯瞰官厅水库湿地公园。摄/崔家宁
官厅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是永定河流域最大的控制和生态节点。走进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这里利用生态修复技术，建设了河北省重要的复合型湿地，包括永久性河流湿地、泛洪平原湿地、库塘湿地、水产养殖场和稻田5种湿地类型，随着官厅水库的流域水源涵养功能和生态环境支撑能力不断提升，区域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野生植物由106种增至358种，野生鸟类由169种增至192种，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有40种，成为当地及周边群众开展湿地科普教育、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也成为永定河流域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范例。
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长何佩平介绍，永定河八号桥入库断面水质由Ⅳ类提升为Ⅲ类。2023年以来流域内10个国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为100%、水质优良率是100%，为历史最好成绩，永定河水环境保护实现质的跨越。
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让当地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鸡鸣驿村依托鸡鸣驿明清古驿道，将古民居改造成民宿，吸引游客前来体验。
水脉赋能
从古渡烽火到今日炊烟，桑洋交汇的永定河，护城养民，百姓日子因它越过越旺。
夹河村地处怀来县桑园镇核心区，恰好位于洋河与桑干河的汇合点，是永定河干流的“起点地标”。“咱村种葡萄的历史，比我爷爷的岁数都大，但真正能大面积种、多挣钱，全靠引河水修渠。”夹河村党支部书记高峰军蹲在葡萄地里，手指划过饱满的果穗，话里满是对河流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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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老人王宝林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村里为了种葡萄，两次组织村民修水渠：“1958年第一次修，1966年又扩修，都是冬闲的时候干，村民们天不亮就出发，揣着棒面饽饽当午饭，天黑才回家。”
两条水渠从洋河支流引水，穿过村东的旱地，把“靠天收”的坡地变成了水浇田，“以前一亩地葡萄就收200到300斤，渠水通后，收成翻倍，村民们因此靠种葡萄吃饱了饭。”
到了90年代，灌溉条件和种植技术的双重升级，让夹河村的葡萄产业迎来“飞跃”。技术升级后，一亩地能收4000斤。如今，夹河村90%的葡萄地种的都是“白马奶”品种，80%通过京张冷链专线销往京津冀市场，成了北京超市里的“高端葡萄”代表。
除了葡萄产业，依托河流生态改善，张家口沿永定河县区“错季蔬菜”产业也稳步发展，通过“京津冀蔬菜直通车”实现“早采午达”，成为北京冬季“菜篮子”的重要补充。
60年前，洋河沿岸烟囱林立，张家口矿山机械厂、宣化工程机械厂机器轰鸣；如今，同一方水土已换了模样——洋河岸边，成片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绿色电能直送京津；不远处的中国联通（怀来）大数据创新产业园内，成排的机柜中闪烁着点点蓝光，这是京津冀区域目前建设等级最高，机架规模最大，供电、环评、节能手续最齐全的核心级数据中心。
从元代的“漕运关口”，到如今的“生态经济走廊”，张家口永定河段的变迁，正是流域协同发展的生动注脚。随着补水机制的完善、产业转型的深化，这条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河流，正以“活水”之势，为京津冀晋蒙区域协同注入新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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